迄今为止，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地方法院就个案中的法规冲突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也没有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撤销某一地方性法规。
宪法学研究的基本作业是对规范的解释，以实定的宪法规范为前提。[20]从国家主权的角度阐释宪法最高法律效力也许是最直接也是最有说服力的。
与英国不同，欧陆国家则欲求宪法效力自我宣称规范的基本价值秩序的政治统合功能。(一)我国宪法效力的自我宣称规范：从无到有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在君上大权中确立的是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这种功能取向的法教义学能在保证其独立运行的同时，实现与社会的相适性，在封闭性的基础上实现其开放，发挥稳定化规范预期的功能。[65]哈耶克由此提出了所谓内在批判理论作为对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进行评判的唯一基础。当然，法律效力与法律实效不同，即宪法规范即使在缺乏实效的情况下，也是有效力的。
主权具有至上性，不受法律约束。主权者意志的立法效力是绝对的，不附加任何条件，因为根本立约的规定本身就是这个意志立法效力的唯一根据。实际上，紧急状态毕竟只是一个非常状态，相较于常规状态而言，其注定是暂时的，严重程度和紧迫形势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缓解。
在美国，联邦宪法是统治者和人民的法律，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同等适用。对于确诊患者的邻居这样的特定人群来说，其生命健康权面临着比其他人所面临的紧迫得多的危险，将确诊患者的具体住址在有限范围内予以公开以引起足够警觉，并不违背比例原则中的均衡性原则。[11]这意味着对于紧急状态这种国家机关与私主体的地位具有严重不对等性的活动而言，让其脱离法治，构成法治之例外，在现代社会是根本无法容忍的。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当年即颁布了戒严法。
紧急状态活动可以不受法律的规制和约束，以确保公共利益得到强有力保障。二是紧急状态下是否仍须恪守法治，在法治轨道内有序运行，并遵行人权保障、权力限制等法治精神。
[7]梅扬：《比例原则在给付行政中的适用》，载《财经法学》2020年第4期，第77-78页。[10]参见韩大元：《后疫情时代·重塑社会正义》，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5期。[29]此处，目的定位这一前置性要素的错误直接导致了同一个决定审查结果的迥异。这是维护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必然要求，具有内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在常规状态下，为防止权力滥用，立法权、行政权以及司法权等尽管并非泾渭分明，但总体还是遵循分工与制衡的运行规则。[40] （二）人格尊严等公民权利的克减问题 这主要是从权利视角观察的。最新修改的《行政处罚法》即体现了这一精神，其新增第49条明确规定：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为了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行政机关对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依法快速、从重处罚。因为现代社会纷繁复杂，国家机关所维护的公共利益的重大和紧迫程度会有所差异，被国家机关侵害的个人权利的类型也会多种多样。
在此过程中，作为一线的亲历者和执法者，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就显得十分重要。[16]与常规状态法律相比，紧急状态法律改变的只是权力行使的范围、主体以及程序等事项，而至于人权保障、权力限制等法治精神，仍然贯穿于紧急状态法律之中。
[35]李海平：《比例原则在民法中适用的条件和路径——以民事审判实践为中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第167页。[28]江国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的法理透析》，载《法学评论》2020年第2期，第113页。
二、比例原则在紧急状态下的核心适用前提 比例原则滥觞于19世纪的德国警察法学，就其内涵而言，常被一些学者描述为权利限制的限制[3]，其主要适用于国家机关与私主体这种不对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通过适当性、必要性以及均衡性这三项子原则依次对限制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进行审查，以防止公民权利被国家权力过度侵犯，继而在公私法益之间确保基本平衡。比例原则在适用上固然具有很多优势，但如果它始终是以一个标准适用于所有不同的场域和情形，难免会失于单一和僵化，也就因此可能引发适用结果的偏差。众所周知，在公民整个权利体系中，有一些权利比较特殊，它们要么是不会产生外部效果，发生权利与权利之间相冲突的现象，典型的如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包括宗教的行为自由和宗教的结社自由）等，要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所在，构成基本权利的本质部分[41]，典型的如人格尊严、生命权、主体地位平等（不得使为奴隶）、身体完整（禁止酷刑）等。[15]在内容上，这些紧急状态法律皆赋予了国家机关广泛的、强有力的紧急权力，但同时也要求紧急权力的行使必须在法治轨道内有序展开，遵守人权保障、权力限制等法治精神。试想，在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关键时期，如果还要求国家机关对其选择的防控手段进行反复斟酌与权衡，以判断该种手段是否为对相对人利益侵害实质最小的手段或者绝对不存在其他侵害更小的手段，那么将会极大地削弱国家机关对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的能力和效率。违宪或者违法的权利限制，自然就不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比例原则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30]如此，在对紧急权力行为进行必要性原则审查时，其后果审视必须综合，要立足实际、考虑周全，切勿过于片面，也即必须充分考量手段对目的的促成效果等因素，在对它们进行综合比对后作出判断，否则手段在此阶段的审查中都将会被判定违反比例原则。外在限制则通常与国家的积极主动干预相联系，这种干预并非先天自然形成，而是一种外力（国家权力）介入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结果。
[34] 四、比例原则在紧急状态下的有限适用范围 比例原则可以在紧急状态下适用，以发挥其人权保障、权力限制之功能，但也不能被任意拔高和滥用。为提升比例原则在紧急状态下适用的理性程度，科学、有效发挥其价值功能，应结合紧急状态的特征采取宽松适用标准，把握关键适用环节，并将适用范围限定在紧急权力行使的合理性审查上。
作为比例原则适用的第一个环节，适当性原则主要围绕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展开。See Robert Alexy, On the Structure of Legal Principles，13 Ratio Juris, No.3(2000)，p.298. [33]See Aharon Barak, Proportionality: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Limitations, translated form the Hebrew by Doron Kali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p.531. [34]林鸿潮、赵艺绚：《突发事件应对中的个人信息利用与法律规制——以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切入点》，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31-132页。
但如果将这种管控措施对疫情的防控效果也纳入考量范畴，其显然是性价比较高的一个手段，是完全符合必要性原则的。[31]在常规状态下，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泾渭分明，区分开来比较简便。[4]西方语境下的‘比例原则只能作为‘限制公权力滥用的法律方法或工具来理解。这是从权力与权利之间关系的角度观察的。
内在限制是指公民权利的行使不得侵犯他人权利，更不得侵犯公共利益。赵宏：《限制的限制：德国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内在机理》，载《法学家》2011年第2期。
对于均衡性，手段所造成的后果与所追求的目的没有明显不成比例即可。[26]本文所谈及的紧急状态更多是指重大传染病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破坏性地震等自然灾害这样的一般紧急状态。
在常规状态下，国家机关的手段所要追求的目的通常都比较具象，一般均会在立法中予以明确，适当性原则适用中的目的定位因此比较简单。生命权作为人之为人存在的逻辑前提，集中了体现人的价值与尊严。
文章来源：《人权》2021年第4期。他认为，根据我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17年发布的《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第5条第4款的规定，在疫情防控期间，排查、收集、发布相关人员的个人信息，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等重大公共利益，其目的是正当的，因此符合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10]进入现代社会，法治的基本特征是以形式理性规范为主要形态，以捍卫秩序和人权为主要目标，其核心要义是将社会中的所有领域都纳入法律的调整范畴，甚至是战争这一情形也不例外，战争法成为诸多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比例性分析的这种主观性直接导致了比例原则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即不同的程度标准要求会产生截然相反的适用结果，但同时也为比例原则的差异化适用提升自身的理性程度，即根据不同场域和情形构建不同的适用标准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门中敬：《比例原则的宪法地位与规范依据——以宪法意义上的宽容理念为分析视角》，载《法学论坛》2014年第5期。范进学：《论宪法比例原则》，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
[37]在紧急权力限制公民权利的维度内，公共利益的判断问题显然是一个典型的合法性问题，尤其是我国多以‘公共利益这一实质要件作为限制基本权利的合法性前提[38]。五、余论 上述研究多是从静态意义上观察紧急状态。
适用者需要在目的与手段之间做反复论证，当手段被证明为目的之所需时，即达到了适当性原则的要求。紧急状态则是一种非常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紧密交织在一起，且相互转换迅速。
